推动沿江地区存量产能提档升级,钢铁企业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时

  省政府办公厅6日公开《全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推进工作方案》,全力推动沿海钢铁重点示范项目建设。力争到2020年,全省钢铁企业数量由现在的45家减至20家左右,行业排名前5家企业粗钢产能占全省70%;全省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30%、50%、50%,加快形成一批工艺装备先进、生产效率高、资源利用率高、安全环保水平高的优质企业。力争到2025年,全省钢铁行业沿江沿海钢铁冶炼产能比例由目前的7:3优化调整为5:5,加快形成钢铁行业沿江沿海协调发展新格局。  《方案》明确,推动减量调整,严控沿江地区钢铁产能,同步推动做精做优和战略转移。综合运用政策执法手段,倒逼环太湖等环境敏感地区产能向沿海转移。重点整合200万吨规模以下、能耗排放大的分散弱小低端产能向牵头企业集中。借助沿海相关港区的码头航道、集疏运体系、土地承载和环境容量等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高起点、高标准地承接省内产能转移。通过本轮调整,力促全省钢铁行业在产品结构调整、空间布局优化、安全环保提升和智能化改造等方面得到大幅提升。  我省将做精做优沿江特钢产业基地,推动沿江地区存量产能提档升级,围绕高端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推动装备升级和工艺创新;支持特钢行业发展,保留少数竞争力强、品种独特、市场需求旺盛的中小型特钢企业;支持钢铁企业集团化发展,引导沿江地区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  南通通州湾、盐城滨海新区、连云港板桥工业园等沿海港区,是本轮钢铁项目搬迁的优选区域。《方案》提出,建立科学、系统、主动、超前和全面的事故预防体系,确保技术、工艺、设备、人员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安全可控。原则上所有搬迁转移、产能并购项目,只允许在沿海地区实施。坚决严禁新增产能,到2020年全省粗钢总产能控制在1.15亿吨以内,严禁未经省政府同意的省外产能调入,确保不新增全省钢铁产能总规模,确保不新增除沿海地区外的各县(市、区)钢铁产能规模。

  3月5日,北京梅地亚中心,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首场会。会结束后,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在退场时意外被拦住,问了一个问题:“《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何时发布?”  “4月前!”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刘炳江干净利落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果不其然,4月28日,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交通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这一文件,只不过正式的名字变成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出“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以及“到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企业力争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2025年底前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的目标。  “我国钢铁产能前20位的城市无一空气质量达标,平均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28%。”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表示,“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以来,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2017年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为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来源。”  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完成改造任务后,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总量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分别削减14%、18%、21%,带动区域的PM2.5浓度下降5.6微克/立方米,占比9%,有望取得可观的环境效益。  “不是限期达标的强制排放标准”  贺克斌表示,这次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技术可行性,对超低排放要求并不是“一刀切”,对烧结机和其他主要污染源分别提出不同限值。  例如,《意见》规定,对于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其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对于其他主要污染源,其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则原则上分别不高于10、50、200毫克/立方米。  在落实上,《意见》明确规定,钢铁企业达标排放是法定责任,超低排放则是鼓励导向,对于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意见》不是限期达标的强制排放标准,体现的是鼓励企业创先争优的导向。”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表示,“《意见》不强制要求企业必须限期达到超低排放要求,而是通过差别化的政策进行引导,不排不限、少排少限、多排多限。”  比如,《意见》规定,对于符合超低排放条件的钢铁企业要给予税收优惠待遇。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  再比如,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给予奖励。企业通过超低排放改造形成的富余排污权,可用于市场交易。支持符合条件的钢铁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超低排放改造等领域。  还比如,要严格落实钢铁行业差别化电价政策。对逾期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省级政府可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交易电价基础上实行加价政策。有条件的地区应研究建立基于钢铁企业污染物排放绩效的差别化电价政策,推动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特别是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对钢铁企业也要实施差别化应急减排措施。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烧结、球团、炼焦、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应采取停限产措施。  而在重点区域(京津冀、汾渭平原、长三角)内,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在黄色预警期间,烧结、球团、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限产一半;在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烧结、球团、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全部停产,炼焦工序延长出焦时间,不可豁免。当预测到月度有3次及以上橙色或红色重污染天气过程时,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实行月度停产。  “许多人把《意见》看作是国家出台的限期治理的强制排放标准,这会形成一种只要达标就好的应付情绪和‘终点’思维,这种思维也是导致近年来钢铁行业环保设施‘年年改、年年拆’的重要原因。”李新创说。  他表示,《意见》提出的超低排放具体指标要求可以看作是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采用方案中鼓励实施的技术,以及方案中没有提到的先进技术实施改造,以实现更高质量的超低排放。  “环保已成钢铁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  李新创表示,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依然突出。  “虽然通过持续不断开展化解过剩产能、打击‘地条钢’等工作,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但在需求活跃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带来的增产效应、僵尸企业产能盘活等因素客观上还是增加了产量。”他说。  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钢材消费将呈现数量下降和品质提升的双重趋势,防范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压力依然很大。  “中国钢铁企业发展参差不齐,环保不过关的产能仍然为数不少,部分企业环保理念导向存在偏差,使用低质低价治理技术设施,企业环保管理存在不足,一些钢铁企业环保投入和运行成本不到先进钢铁企业的一半,不利于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李新创说。  过去,钢铁行业在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上曾经取得不错的成绩,但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单纯用行政命令去解决高质量发展短板问题的路将越来越窄。  “与此同时,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宝贵的稀缺资源,通过全面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建立公平的市场化环保调节机制,倒逼钢铁企业强化绿色发展,倒逼钢铁产能向环境承载力更强的区域布局,倒逼资源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向更清洁、更高效的方向调整,将是一条必由之路。”李新创说。  因此,他建议,钢铁企业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时,要充分评估、科学规划,稳步推进。  “首先,作为实施主体,钢铁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分析本企业与超低排放改造要求的差距,测算资金投入,评估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必要性。”他说。  初步测算,一个国内先进环保水平的500万吨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一次性建设投资约20亿元,环保运行成本将达到250元/吨钢以上。环保水平低的钢铁企业相应的投资将大幅增加。  “同时,位于重点区域的钢铁企业,还有必要对照本区域内其他钢铁企业的环保水平,评估自身的环保竞争力和改造保留的可行性,综合进行决策是实施改造还是就地关停、域外搬迁。”李新创说。  “对于钢铁行业,环保已成为了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眼下,钢铁行业迫切需要迎接超低排放改造的挑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主任黄导表示。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意见》明确了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主要目标、指标要求、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和实施保障。  《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展,力争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有序推进其他地区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到2025年底前,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18年粗钢产量9.28亿吨,占世界粗钢总产量的51.3%。钢铁行业工艺流程长、产污环节多,污染物排放量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介绍,据测算,2017年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106万吨、172万吨、281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10%、20%左右。随着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以来,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2017年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为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来源。  贺克斌称,钢铁行业是货物运输量最大的行业之一,我国钢铁行业货运量为40亿吨以上,占全国货运总量1/10左右。与国外钢铁行业以铁路和水路运输为主不同,我国钢铁行业主要依靠公路运输,运输过程中的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非常突出,占钢铁企业自身排放的20%以上。  贺克斌认为,钢铁企业排放对城市空气质量有显著影响。我国钢铁产能前20位的城市(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51%)无一空气质量达标,平均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28%。  据他介绍,2018年168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倒数前7位的城市,钢铁企业都对本地环境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排名倒数第2位至第7位的石家庄市、邢台市、唐山市、邯郸市、安阳市和太原市,均为全国钢铁产能前20城市,粗钢产能分别为1200万吨、700万吨、1.33亿吨、4300万吨、2100万吨和1600万吨。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1位的临汾市,虽钢铁产能不在前20城市排名之中,但拥有钢铁企业11家,由此可见,规模小、排放高的企业集中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更为明显。  与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污染控制水平和环保管理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占颗粒物排放50%以上的无组织排放,吨钢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量我国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以上。作为超过全球产量1/2的国家,我国亟需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实现钢铁行业排放的大幅削减。  贺克斌称,《意见》的实施将稳步改变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降低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显著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据初步测算,到2025年,《意见》任务全面完成后,将带动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削减61%、59%和81%。  贺克斌认为,重点区域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总量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分别削减14%、18%、21%;长三角地区将分别削减8%、11%、20%;汾渭平原将分别削减3%、6%、15%。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污染物削减将带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PM2.5浓度分别下降5.6微克/立方米、3.4微克/立方米、2.4微克/立方米,占区域平均PM2.5浓度的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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